文物还能这样“听”！襄博馆文物卡——商代晚期ran父戊铜爵

襄博馆文物卡

商代晚期ran父戊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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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襄阳市文物工作者从襄阳废品收购站抢救出一批商周青铜器，包括5件重要铭文青铜器，其中一件为商代的爵。

爵通高20厘米。长流尖尾，菌形柱，圆腹，圜底，带状鋬，三棱形锥足。腹饰饕餮纹。鋬内腹上铸有铭文三字“父戊”。 商代的青铜器上始出现文字，但字数不多，一般仅一、二字或四、五字。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较简单，多数为作器者的族氏或用途，以及被祭奠的人名。此器铭文三字，“”为族名，“父”为尊称，“戊”为人名，商代贵族死后以下葬之日的干支来命名，意思就是商代族的某贵族为其死后的父亲“戊”所作的祭器。

“”释读为冉，是中原商代王族常见的族徽，迄今为止，族铜器发现较多，分布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辽宁等广大地区，表明该族曾是商代势力强大的族氏，活动地域较广。族徽源于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主要是显示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族徽文字源于史前时期陶器刻绘符号，最早萌芽于大约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的贾湖遗址时期，商周族徽文字铸刻于青铜器上在于标明族属或对铜器的所有权，其性质是商人各族氏对于本族氏和族名的记录。是研究商周社会家庭结构、家族形态、族氏关系以及文化礼俗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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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制造青铜器的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地区青铜器首先用于工具不同的是，中国青铜器出现后就主要体现在用于祭祀的礼器和用于军事的兵器方面，这与中国王朝的产生以血亲宗族为纽带维系国家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正是用于“养神”之“祀”，兵器则用于“守业“之“笃”，均为国家大事。

铜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最早的青铜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从器物本身的铭文看，多自称尊彝、方彝、宗彝等，而没有自名为爵的，《说文解字》称：“彝，宗庙常器也。”把这种形状的器物定名为爵，自宋代开始。它肇始于夏代，以商代为最多，西周减少，战国以后不见。在这一千多年的岁月中，铜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博古图》精辟归纳道：“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

铜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可以说是中国酒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典型、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礼器，是当时等级、身份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器，这与西周以后礼器组合以铜鼎为核心显然不同。这一时期铜爵的这种特殊功能，来自于夏人已将铜爵作为特殊身份的标志。正像著名考古学邹衡先生指出的:“商礼以酒器觚、爵的数目区分贵族身份。”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商周时期的用爵制度。我们知道，两周时期已有五等爵禄制，即《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现代汉语也有“爵位”之类词，实际上，青铜爵在夏代已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凡随葬容器者必有爵，凡两件或更多的铜容器，其中必有爵，它是商代酒器的源，而商人沉湎于酒也源于夏人的崇酒之风，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文由襄阳市博物馆提供，原文刊于襄阳市博物馆编著的襄阳文物丛书《襄阳瑰宝巡礼》，阅读原文请查阅该书。

《时空裂缝里的镇馆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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